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而这个法宝的源头发端于党的创建初期。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史上的一块起点界碑。在党的“二大”上，专门讨论研究了统一战线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我们党提出统一战线（United-front）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党的创建初期，我们党在“一大”之后就能迅速而破天荒地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党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能够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在世界政党史上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希望通过统一战线为民主革命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这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有着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比拟的先进性。
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我们党就如何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作了如下阐述：第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为封建军阀统治下，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未终了”。所以，中国共产党“须联合其他革新党派，以建立真正民主独立的国家为职志”。第二，阐明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先主动向国民党及其他民主派伸出友谊之手，发出建立联合战线的倡议，即邀请中国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开一个联席会议”，协商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问题；然后在国会里联络“倾向共产主义的真正的民主派议员”，“结成民主主义的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及法律、新闻、卫生等各界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第三，阐明了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一是联合对敌的原则。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协同动作”，“以扫清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要联合民主派别，然只是联合而已，而绝不是投降、附属和让步”，无产阶级应“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体现了以我为主组织“联合战线”的独立精神。第四，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如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之参加条件”，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总之，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正式文件，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起源和肇始。
党的“二大”后不久，我们党不断推进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党中央相继派出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之后，党中央又于1922年8月举行杭州西湖会议，讨论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我们党经过不断努力，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意见趋向统一。1923年6月，我们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内容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并决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会经过热烈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正式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法，从而将党的统一战线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党的“二大”在统一战线史上起到了奠基和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和策略基础，标志着我们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奠基。
那么，为什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呢？从客观上看，党的“一大”要首先解决的是党组织建设和发动工人运动等紧迫问题，其他一些重大问题还来不及马上着手解决。从主观上看，我们党在创建初期，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还是较幼稚的，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还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创始人还不能深切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不懂得革命的性质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革命对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由于历史的局限，党的“一大”不可能形成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文件或决议。
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在党的“一大”之前和会议期间，对是否与其他党派特别是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党的创始人实际上已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比如是否以及如何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系，成为了会议的热点话题，但意见分歧较大。分歧主要体现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马林、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等认为，中共应加入到国民党内去活动，主动放弃不介入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同国民党合作，另一方面又保持独立性。而陈独秀等均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国共两党革命的宗旨及其所依据的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联段祺瑞等，他们的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除广东外“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是一个堕落的腐化集团”，共产党“倘若加入国民党，将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由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共产党若加入国民党“必受陈派之敌视，即本党在广东亦不能活动”等。这些讨论尽管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说明党在创建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了统一战线的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党通过一年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和飞跃，于是纠正了原有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认识，从而在党的“二大”上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民主革命实际的政策主张。
（作者范前锋，为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