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

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上，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体的，就在于“多元一体”之“一体”除了指整个中华民族外，还可以指整个国家。即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体的，亦即“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是指整个国家。这是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着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与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究竟是怎样联系，又是怎样区别的呢，很值得探讨。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和交结，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环境中，情形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其国家形态结构经历了三种类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都邑邦国，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再发展为秦汉至明清时期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自在”的中华民族与“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是互为表里的。

第二，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始于秦朝，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初设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余郡，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东至海及辽河以东、南至岭南的广大疆域，都包括在统一的帝制王朝之中。在“大一统”的秦王朝内，其居民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南方的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部分氐羌系统的民族、北方部分阿尔泰系统的民族以及东北部分少数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样，全国境内的各民族都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内，有利于集权和统一。秦始皇为了巩固政权，统一了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这些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的维护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国家形态结构上，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汉承秦制，汉初实行郡县二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郡国守相的监督，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州部为监察区。东汉把州变为行政区，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秦汉之后，尽管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层级上，各个朝代有所差异，有的实行郡县（州县）两级制，有的实行省府县三级，清朝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制，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依旧统称为“郡县制”。“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国家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郡县制解决了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行政区域内，各民族杂居相处，走向融合。在郡县制行政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区，行政体制经历了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或移民实边或直接管辖，使边疆地区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也走向与内地“行政一体化”。边疆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向与内地一体化，就国家结构而言，内地郡县制的行政区域是主体力量，“中央—郡县”一元化的体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民族以统一的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为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与“中国”二者所具有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是由中国历史上国家与民族的内在关系所规定的。

第四，对中华民族认同与对“大一统”国家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从古到今，凡是强调“大一统”的国家认同，都是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讲国家认同，当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的长期稳定，是由统一的国家结构的稳定性、统一的通用语言文字、共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经济和交通等多方面的联系所构成的。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要素。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大一统”国家形态有莫大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