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成员中相当一批人虽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反清革命，但始终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右派。伴随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国共合作，因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而未能得逞。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8月，廖仲恺被刺，右派的反共活动趋于猖獗。11月，老右派分子组成西山会议派，非法另立国民党中央，在国民党中搞分裂活动。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但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1926年3月20日，已经成为新右派代表的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调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一方面逼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而攫取了国民党的大权，另一方面是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重要试探。事件发生后，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挤出第一军，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大大加强。

同年5月15日，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实际上把共产党人排除出国民党领导岗位之外。共产党再一次让了步，使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共产党人被挤出国民党领导岗位，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一手控制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人物。

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后，为了继续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没有立即与共产党公开分裂，甚至还作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蒋介石实力迅速增强，便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筹划反革命政变，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并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次年2月21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日起在汉口和武昌开始办公。此时，蒋介石以国民党党、政、军5个最高领导机构首领的名义，在南昌自称“中央” ，公开反动面目。

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提出共产党应勇敢地站在主体地位，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国民党左派也公开主张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以及一切政治组织、民众组织。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蒋介石不得不以“中央”名义宣布全体国民党中央委员赴汉口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一系列巩固党权，制约军事独裁，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均改为主席团制或常务委员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共产党人谭平山、吴玉章担任政府委员，谭平山、苏兆征分别担任农政、劳工部长，毛泽东等分别在政府有关部会任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国共联合政府。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却加紧了反共活动。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英勇牺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重庆、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也相继发生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等在北京英勇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在北京张作霖控制的北洋军阀政府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另行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中国一时形成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给武汉国民政府制造困难，在政治上策动破坏武汉国共合作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后，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周恩来、赵世炎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政府趁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但没有被采纳。同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随后在汉口公开发表。声明指出：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她号召国民党员和广大民众起来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坚决斗争。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悍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口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地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多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国民党在大革命中有了威望，而中国共产党更以其最为积极、奋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信誉和信任。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并留给共产党人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双重艰巨任务，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实现革命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共产党在合作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要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三）必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是统一战线基本的、主要的基础。它的巩固和发展，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否则，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必须坚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对农民进行教育，不断巩固工农联盟，扩大统一战线。

（四）必须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暴力镇压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 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会失去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五）必须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靠工农劳动群众，争取中间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右派，巩固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