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权。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惨遭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有的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党员人数锐减至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革命形势进入低潮。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对统一战线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必须根本转变。

一是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上，“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是必须将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互相结合，实现“工农独裁”的政权目标。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

三是必须保持“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不是共产党领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周恩来等作报告。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强调“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大会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强调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尽可能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同时，要善于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手段。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问题，对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使党和革命事业损失严重。9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六大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会议还制定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

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工农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提供了政治和理论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