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但终究无力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才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各族人民如“百川归海”般团结在党的周围，经过长期奋斗、巨大牺牲，最终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一条重要经验。这条经验，深刻揭示了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根本原因，点明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最根本特征，是新时代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之处。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少数民族的解放纳入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全局之中，把解决民族问题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任务之中，开创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共二大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还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西北工作委员会等，深入研究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共同纲领》和《宪法》确立了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我国还从中央到地方逐步成立了民族工作机构。为了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政务院1951年建立了民族工作会议制度，各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民族工作领域重大现实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各地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向上级和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初步建立，为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民族工作放在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位置上进行谋划部署，恢复和发展了我国的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申了我们党的统战、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实现了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和重心转移。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的通知》。党中央在1979年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此后又在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青海和海南岛等地连续召开六次民族工作座谈会，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要把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新情况，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于1992年、1999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民族工作；同时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推动各地党委政府逐步建立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于2005年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十二条基本理论和政策，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国家民委委员制度进一步创新完善，民族工作社会化步伐不断加快。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召开统战、民族、新疆、西藏、宗教、扶贫等领域的重大会议，出台多个重要文件，谋划部署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有充分保障。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决定将国家民委归口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把民族工作融入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民族团结工作，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做好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辉实践深刻昭示：只有我们党，才能团结各民族、凝聚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对此，我们要始终牢记于心，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优化民族事务治理相关的方方面面制度安排，进一步把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我国民族工作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