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识分子，……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入党。

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党还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

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通讯处，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1937年，为适应抗战培养干部的需要，党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和何干之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他们一行12人是第一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受到热烈欢迎。1940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张仲实和茅盾到达延安。据统计，仅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介至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2万人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北平、天津的一些曾留学欧美的学者，冲破重重关卡，辗转到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延安已聚集了知识分子约4万人。一般来说，青年学生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作。已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则直接分配工作。此时的延安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抗战和政治民主，成为吸引广大知识分子的灯塔。陈毅为此作诗道：“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一批学校，大力培养知识分子。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最初都是红军干部，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很多人在这里经过学习后奔赴前线。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9月，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只要不是汉奸亲日派，通过入学测验，都能入学，到1938年底就培养出6000多名干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许多文艺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骨干。例如留学法国归来的音乐家冼星海，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他看到作家光未然满怀激情只用5天写成的《黄河大合唱》歌词后，也只用6天完成了谱曲。这首慷慨悲壮的音乐很快传遍全国，走向世界，在异常艰难的日子里极大地振奋了人心。